征途实录：启航1926 第269节（1 / 4）
一直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，才终于观察到了新生代的消费态度日益开放，他们不仅消费能力强，而且敢于消费。所以计委等部门的“松口气”可不是夸大，而是真的觉得这个问题有解了。
当然消费主义也不能过头，像是美国那样，家庭债务率越来越高；或者像原时空那样，中国的一个房地产，就绑架了家庭大部分的消费，都不是什么好现象。青年可以“适当负债”，但一定不能变成“债务奴隶”，目前除了组屋、新能源车、新婚大件这些项目外，国家并不主张拓宽所谓的“个人金融服务”或者其它“个人消费贷款”，只是开放了一项特殊的贷款“个人应急贷款”，在个人因各种情况，需要紧急资金的情况下，可以向国家银行申请这种低息大额贷款，其理由必须真实而符合这种贷款的范围，至于时间周期，则从5年到20年灵活偿还。
按照国家统计局这些年的统计，近年来每年的储蓄率，大约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，已经从最高峰的45%跌到了现在的38.3%。速度虽然不算很理想，但毕竟趋势是好的。当然，预计还需20年，才能达到最佳的消费比例，即储蓄率跌到15%到20%区间。
这是计委等中央经济部门的思考。但他们要是与赵云腾沟通，他们会发现领袖李思华，却是认为这种状况和趋势速度刚刚好。
李思华是不主张把消费的全部潜力，一下子都挖掘出来的，那样市场固然最大化了，但很容易做得过头，例如家庭债务率开始迅速地增长，例如对新兴产业和新兴产品的消费力，反而不足。
新中国经济的发展，并不是完全线性的，而是“台阶式坡地”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在关键的时候就要“升维”，升维是一种跃迁跳跃，犹如从一个台阶跳到了另一个台阶，然后在新的台阶上，才是一步一个脚印地爬坡。每一次升维，所谓的消费结构，都要重组，加入新的消费项目，所以在消费上留有一定的余地，更适合国家的长期发展，而不是美国那样，依靠负债，几乎把消费的每一分潜力都逼了出来，这是把“债务”使用到了极限，并不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。
例如已经在筹备期的“户均1000平米科技别墅工程”，在其实施后，自然会导致完全变化的家庭消费结构。家庭消费本身是随着居住面积的扩大而扩展的，一户居住2居室七八十平米的住宅，其消费项目都是最基础的。如果是200平米或以上，往往脚踏车，滑板，头盔，平衡车，轮滑，篮球，足球等各种东西就会出现，好一点甚至包括露营装备，汽车的数量和充电桩，房车，家庭影院，独立书房等的需求都会增加。
到了户均1000平米，自然可以包括几乎一切的家庭消费选择，例如智慧家具、机器人、家庭人工智能、家庭影像馆图书馆等，都可能出现。
所以消费增长留有余地，应该是更好的选择，过于“债务化”，对于社会主义当然是邪道，应该通过建设匹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，来实现适当的消费。
除了本土的个人和家庭消费，从国家的层面，还需要考虑整体消费。这有两个层次，一个层次是国内的“均衡化”，另一个层次是发展海外消费。
所谓“均衡化”，就是发挥社会主义的本质优越性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尽量规避贫富差距，使得消费能力均衡化。本身国内的个人和家庭消费就是均衡化的，这是相对于美国和其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优势。
但均衡化还有一个层次，那就是地区转移支付和产业均衡分布。
不同的地域之间，总有收入差距，在新时空，长三角与珠三角这样的地域，仍然是全国最富庶的城市带。国家在这些地域的税收较高，就会有一部分转移支付给低收入地域，例如西北的一些地域。这种支付转移，可不单单是为了所谓的“扶贫”，更是为了维护低收入地域的消费市场，为富庶地区的产品，提供足够的消费力，所以这本身就是一种追求消费最大化的平衡战略。
除了转移支付，同样重要的是产业均衡分布。利用社会主义的组织力和扶持能力，将大城市的很多产业，不断地转移到需要产业平衡的原落后城市，是最近20年左右连续不断的国策。
例如新能源车的所有配套，从电池到部件到电子系统，凡属于国企或混合制企业，都尽量迁到了一些新兴的标准市，让他们在那里带动当地的产业、就业和消费发展。
所以支付转移是“输血”，而产业均衡分布是“造血”，两者的结合，就能让原落后地域的城市，快速发展起来，而且这样的话，全国的消费力就同样比较均衡——有产业，就有就业；有就业，就有消费。
转移支付的输血，当然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，但总体上是不如产业均衡分布这种造血方式的，因为转移支付除了老人的养老金之外，不可能直接发钱给落后地区的中青年人口，而是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，城市翻新改造，国企投资等形式进行转移，这些钱大量变成了资产，而不是个人收入，当然被转移地区的基建产业等相关的人员，会比较受益。
当时设计“产业均衡分布政策”的时候，李思华也是鉴于原时空的相关问题而改良的，原时空国内大量的三四五六线城市，通过转移支付，其基础设施，公园，购物中心等都修的很好，各种步行街，滨江路，广场，绿道，体育场等，往往都修的很漂亮，形成了大量的公共资产。然而虽然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城市和交通面貌，但是当地老百姓的收入，却和一二线城市有很大差距，就业机会也少。她可不想在新时空，还是这种老毛病。
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是，产业才是真正的印钞机，是财富的源泉，是财富分配的最佳方式。让全国的这些标准市，尽量地实现产业均衡，才是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，这是李思华当时推动相关政策的核心思想。
除了国内消费部分，海外消费的重要性，也日益突出。
在新时空这种趋势很明显，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大国，而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领头羊，在全球形成最庞大的一个“雁阵经济发展体系”，本土的18亿人口，与海外社会主义体系的15亿人口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庞大的贸易，相互消费着彼此的产品。
最早的时候，基本上是中国进口这些国家的资源，向他们出口工业品。等到中国协助他们完成了初级工业化，进口的种类就越来越多。
这是一种良性循环，随着中国日益富裕，低端产业，甚至部分中端产业，开始不断向这些国家部分转移，例如次大陆11个社会主义国家，就承接了大量纺织、电子产品组装、低端元器件生产、本土消费产品生产等越来越多的产业，目前其经济发展水平，已经到了世界的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程度。这样的发展水平，自然消费力也不弱，对于部分中国产品的进口消费能力，也是日益增强。
不过需要说明的是，中国并不是按照西方那种“去工业化”的模式，来实现产业向海外转移，而是以“科技升级”的模式，保留部分的中低端产业的产能，将其余的部分转移出去，所以中国本土，现在仍然是全产业链的超级工业大国。那些在中国本土的中低端产业，其实现在从科技化的水平来看，一点都不算低端了。
例如服装制造，已经发展到柔性定制的程度，实现了“敏捷生产”，相关工厂，能够根据订单，生产大量小批量的不同形式服装，这需要高度的电脑化控制，甚至需要人工智能干预。有了这样的生产能力，再加上品牌化，这些剩余的成衣制造厂，占据了这个“低端产业”的高端部分，仍然活得挺好。
海外这些社会主义国家，得到了中国不断转移的部分产业，同时也获得了大量的就业。在他们发展这些产业的同时，带动了国内其它产业的发展，逐步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产业组合，他们并不完全服务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体系，而是到全球去拓展市场。在这样一个被带动发展的过程中，他们自身的产业不断壮大，同时其国内的消费力，也就不断增长。
而且按照中国模式，他们的产业发展不至于失衡——国家之间必须实现贸易平衡是铁律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对于顺差和逆差都控制得很严，这也是平等的原则，谁都不要占谁的便宜，而且“华盟”对关键产品的价格，是有区间控制的，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倾销之类的资本主义不当竞争模式的恶果。
这样一个在西方看起来被“高度管控”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贸易体系，对于创造消费力的效率和能力，却是远远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那套。“平等、均衡、可控、协调”八字方针下，大大克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端——总需求日益萎缩，而总需求能够不断发展，就能规避掉经济危机。
最近的30年，西方大约有一半的时间，都处于经济危机之中，这正是除了中国以外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，在经济发展程度上不断追赶的最大因素。到现在，非洲至少有1/3的社会主义国家，其平均生活水平和收入包括消费力，已经超过了东欧和南美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。
这种消费的伟力，极大地动摇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信心。原来西方很多人，都把中国视为一个异数。他们不是从社会主义出发，而是从中国的资源、国情、历史、文化等角度，来解释中国为什么变成了全球第一强国，为什么经济发展得如此之好。但潜台词也包括，中国是特殊的，其它模仿它体制的国家，不太可能获得与中国同样的进步成果。尤其是对那些非洲国家，他们是非常蔑视的——非洲猩猩们，也能发展经济？ ↑返回顶部↑
当然消费主义也不能过头，像是美国那样，家庭债务率越来越高；或者像原时空那样，中国的一个房地产，就绑架了家庭大部分的消费，都不是什么好现象。青年可以“适当负债”，但一定不能变成“债务奴隶”，目前除了组屋、新能源车、新婚大件这些项目外，国家并不主张拓宽所谓的“个人金融服务”或者其它“个人消费贷款”，只是开放了一项特殊的贷款“个人应急贷款”，在个人因各种情况，需要紧急资金的情况下，可以向国家银行申请这种低息大额贷款，其理由必须真实而符合这种贷款的范围，至于时间周期，则从5年到20年灵活偿还。
按照国家统计局这些年的统计，近年来每年的储蓄率，大约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，已经从最高峰的45%跌到了现在的38.3%。速度虽然不算很理想，但毕竟趋势是好的。当然，预计还需20年，才能达到最佳的消费比例，即储蓄率跌到15%到20%区间。
这是计委等中央经济部门的思考。但他们要是与赵云腾沟通，他们会发现领袖李思华，却是认为这种状况和趋势速度刚刚好。
李思华是不主张把消费的全部潜力，一下子都挖掘出来的，那样市场固然最大化了，但很容易做得过头，例如家庭债务率开始迅速地增长，例如对新兴产业和新兴产品的消费力，反而不足。
新中国经济的发展，并不是完全线性的，而是“台阶式坡地”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在关键的时候就要“升维”，升维是一种跃迁跳跃，犹如从一个台阶跳到了另一个台阶，然后在新的台阶上，才是一步一个脚印地爬坡。每一次升维，所谓的消费结构，都要重组，加入新的消费项目，所以在消费上留有一定的余地，更适合国家的长期发展，而不是美国那样，依靠负债，几乎把消费的每一分潜力都逼了出来，这是把“债务”使用到了极限，并不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。
例如已经在筹备期的“户均1000平米科技别墅工程”，在其实施后，自然会导致完全变化的家庭消费结构。家庭消费本身是随着居住面积的扩大而扩展的，一户居住2居室七八十平米的住宅，其消费项目都是最基础的。如果是200平米或以上，往往脚踏车，滑板，头盔，平衡车，轮滑，篮球，足球等各种东西就会出现，好一点甚至包括露营装备，汽车的数量和充电桩，房车，家庭影院，独立书房等的需求都会增加。
到了户均1000平米，自然可以包括几乎一切的家庭消费选择，例如智慧家具、机器人、家庭人工智能、家庭影像馆图书馆等，都可能出现。
所以消费增长留有余地，应该是更好的选择，过于“债务化”，对于社会主义当然是邪道，应该通过建设匹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，来实现适当的消费。
除了本土的个人和家庭消费，从国家的层面，还需要考虑整体消费。这有两个层次，一个层次是国内的“均衡化”，另一个层次是发展海外消费。
所谓“均衡化”，就是发挥社会主义的本质优越性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尽量规避贫富差距，使得消费能力均衡化。本身国内的个人和家庭消费就是均衡化的，这是相对于美国和其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优势。
但均衡化还有一个层次，那就是地区转移支付和产业均衡分布。
不同的地域之间，总有收入差距，在新时空，长三角与珠三角这样的地域，仍然是全国最富庶的城市带。国家在这些地域的税收较高，就会有一部分转移支付给低收入地域，例如西北的一些地域。这种支付转移，可不单单是为了所谓的“扶贫”，更是为了维护低收入地域的消费市场，为富庶地区的产品，提供足够的消费力，所以这本身就是一种追求消费最大化的平衡战略。
除了转移支付，同样重要的是产业均衡分布。利用社会主义的组织力和扶持能力，将大城市的很多产业，不断地转移到需要产业平衡的原落后城市，是最近20年左右连续不断的国策。
例如新能源车的所有配套，从电池到部件到电子系统，凡属于国企或混合制企业，都尽量迁到了一些新兴的标准市，让他们在那里带动当地的产业、就业和消费发展。
所以支付转移是“输血”，而产业均衡分布是“造血”，两者的结合，就能让原落后地域的城市，快速发展起来，而且这样的话，全国的消费力就同样比较均衡——有产业，就有就业；有就业，就有消费。
转移支付的输血，当然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，但总体上是不如产业均衡分布这种造血方式的，因为转移支付除了老人的养老金之外，不可能直接发钱给落后地区的中青年人口，而是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，城市翻新改造，国企投资等形式进行转移，这些钱大量变成了资产，而不是个人收入，当然被转移地区的基建产业等相关的人员，会比较受益。
当时设计“产业均衡分布政策”的时候，李思华也是鉴于原时空的相关问题而改良的，原时空国内大量的三四五六线城市，通过转移支付，其基础设施，公园，购物中心等都修的很好，各种步行街，滨江路，广场，绿道，体育场等，往往都修的很漂亮，形成了大量的公共资产。然而虽然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城市和交通面貌，但是当地老百姓的收入，却和一二线城市有很大差距，就业机会也少。她可不想在新时空，还是这种老毛病。
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是，产业才是真正的印钞机，是财富的源泉，是财富分配的最佳方式。让全国的这些标准市，尽量地实现产业均衡，才是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，这是李思华当时推动相关政策的核心思想。
除了国内消费部分，海外消费的重要性，也日益突出。
在新时空这种趋势很明显，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大国，而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领头羊，在全球形成最庞大的一个“雁阵经济发展体系”，本土的18亿人口，与海外社会主义体系的15亿人口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庞大的贸易，相互消费着彼此的产品。
最早的时候，基本上是中国进口这些国家的资源，向他们出口工业品。等到中国协助他们完成了初级工业化，进口的种类就越来越多。
这是一种良性循环，随着中国日益富裕，低端产业，甚至部分中端产业，开始不断向这些国家部分转移，例如次大陆11个社会主义国家，就承接了大量纺织、电子产品组装、低端元器件生产、本土消费产品生产等越来越多的产业，目前其经济发展水平，已经到了世界的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程度。这样的发展水平，自然消费力也不弱，对于部分中国产品的进口消费能力，也是日益增强。
不过需要说明的是，中国并不是按照西方那种“去工业化”的模式，来实现产业向海外转移，而是以“科技升级”的模式，保留部分的中低端产业的产能，将其余的部分转移出去，所以中国本土，现在仍然是全产业链的超级工业大国。那些在中国本土的中低端产业，其实现在从科技化的水平来看，一点都不算低端了。
例如服装制造，已经发展到柔性定制的程度，实现了“敏捷生产”，相关工厂，能够根据订单，生产大量小批量的不同形式服装，这需要高度的电脑化控制，甚至需要人工智能干预。有了这样的生产能力，再加上品牌化，这些剩余的成衣制造厂，占据了这个“低端产业”的高端部分，仍然活得挺好。
海外这些社会主义国家，得到了中国不断转移的部分产业，同时也获得了大量的就业。在他们发展这些产业的同时，带动了国内其它产业的发展，逐步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产业组合，他们并不完全服务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体系，而是到全球去拓展市场。在这样一个被带动发展的过程中，他们自身的产业不断壮大，同时其国内的消费力，也就不断增长。
而且按照中国模式，他们的产业发展不至于失衡——国家之间必须实现贸易平衡是铁律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对于顺差和逆差都控制得很严，这也是平等的原则，谁都不要占谁的便宜，而且“华盟”对关键产品的价格，是有区间控制的，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倾销之类的资本主义不当竞争模式的恶果。
这样一个在西方看起来被“高度管控”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贸易体系，对于创造消费力的效率和能力，却是远远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那套。“平等、均衡、可控、协调”八字方针下，大大克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端——总需求日益萎缩，而总需求能够不断发展，就能规避掉经济危机。
最近的30年，西方大约有一半的时间，都处于经济危机之中，这正是除了中国以外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，在经济发展程度上不断追赶的最大因素。到现在，非洲至少有1/3的社会主义国家，其平均生活水平和收入包括消费力，已经超过了东欧和南美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。
这种消费的伟力，极大地动摇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信心。原来西方很多人，都把中国视为一个异数。他们不是从社会主义出发，而是从中国的资源、国情、历史、文化等角度，来解释中国为什么变成了全球第一强国，为什么经济发展得如此之好。但潜台词也包括，中国是特殊的，其它模仿它体制的国家，不太可能获得与中国同样的进步成果。尤其是对那些非洲国家，他们是非常蔑视的——非洲猩猩们，也能发展经济？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