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可不知的中国5000年历史悬案（出版书） 第4节（3 / 3）
但是有人却对这种观点持有怀疑态度，理由是当秦王读到韩非的文章后，认为“得见此人与之游，死不恨矣”时，向他推荐韩非的正是他的同门李斯，如果李斯有妒贤嫉能之心，又何必多此一举？另外，韩信被囚禁进而被杀，不是在秦王重用他时，而是在还未信用的情况下发生的，根据当时的情形，韩非并未对李斯构成任何威胁，根本谈不上什么嫉妒他的才学。李斯在秦二世继位之后，甚至被投放监狱的时候，还多次引用“韩非子言”，劝二世实行韩非之术，这足以证明李斯对韩非是一直敬重的，因此暗害之说是站不住脚的。
除此之外，西汉刘向在《战国策》中说：楚、燕、代等国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，秦王与大臣商议，姚贾自愿出使四国，姚贾的出使瓦解了四国的联合行动，回秦后得到重赏。韩非对此颇为不满，就到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。一开始攻击姚贾用秦国财宝贿赂四国君王，是“以王之权，国之宜，外自交于诸侯”；接着又揭姚贾的老底，说他是“世监门子，梁之大盗，赵之逐臣”，认为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“厉群臣”的。秦王召姚贾质问，姚贾对答如流。说以财宝贿赂四君是为秦的利益考虑，如果是“自交”，他又何必回秦国？对自己的出身他也毫不隐讳，并列举姜太公、管仲、百里奚等名人为例，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“明主”。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，于是秦王以为韩非出于一己之利诋毁姚贾，遂下令诛杀了韩非。按照这种说法，韩非似乎又是咎由自取，因为妒忌别人而最终害了自己。
但也有人指出这一观点的缺陷。第一，《战国策》这部书相当庞杂，虽然经过刘向校录，但是仍然错误百出。而司马迁对于史料的鉴别相当认真和慎重，他在《史记》中采用了《战国策》的材料十几处，但是唯独没用《秦策》“四国合一”的内容，可见这一段的真实性值得怀疑。第二，韩非“为人口吃，不能说道”，在韩国时，他只是“数以书谏韩王”，为何到了秦国后能一反常态，在秦王政面前唇枪舌剑起来？所以这种韩非之死咎由自取的观点不可靠。
《史记》之中，另有几篇，也写到过韩非之死，如《秦始皇本纪》、《六国年表》和《韩世家》，但都是蜻蜓点水，片言只语，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的说法，最多只能说明，韩非的确是死于秦人之手。韩非的死因，因此陷于扑朔迷离之中。究竟是无辜受害？还是咎由自取？抑或，还有别的原因？只能等待进一步的考证了。
史学名著《左传》的作者是谁？
史学名著《左传》的作者是谁？
《左传》全名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或称《左氏春秋》，是我国古代记述春秋时期周王与各诸侯国事迹的编年体史书。全书共有18万余字，始于鲁隐公元年（前722年），迄于鲁悼公四年（前464年），前后长达259年。《左传》不仅记事详备可靠，是研究春秋历史的最重要的典籍；而且文笔精练，描写生动，在文学史上也有极高的价值。然而这样一部史学和文学的名著，它的作者究竟是谁，历来竟聚讼纷纭，莫衷一是。目前主要的说法有三种：
第一种说法是，左丘明所作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中称：“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《史记》（即《春秋》），具论其语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有“《左氏传》三十卷”。班固自注云：“左丘明，鲁太史”。刘歆亦谓：“《春秋左氏》，邱明所修”（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）。而且《左传》称鲁国为“我”，对鲁国国君单称“公”，记述鲁国的事情非常详尽，并且都站在鲁国立场上叙事评论。所以有人认为作者为鲁国人无疑。再观《左传》的行文，其中叙述孔子之言时多称孔子之字“仲尼”，而孔子学生在《论语》中都是尊称其师为“子”，从未称字，所以“仲尼”之称应为孔子的好友对他的称谓。符合这所有条件的就是孔子的好友左丘明。
至于《左传》中某些预言要到战国时才应验，而且又记载了些战国时的历史，这应该是后人增添，全书之绝大部分还是写成于春秋晚期。而孔颖达引前人语曰：“孔子将修春秋，与左丘明乘，如周，观书于周史，归而修春秋之经，丘明为之传，共为表里。”
第二种说法是《左传》为战国时人吴起所作。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：《左传》成书在战国初年，而吴起正当其时；《左传》反映的思想，有儒家，也有法家，而吴起“尝学于曾子”（《史记·吴起列传》），“受业于子夏之论”（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），又实行过变法，正有儒家后学而兼备法家思想的特点；《左传》尊季孙氏，而《韩非子》记载：“季孙新弑君，吴起仕焉。”吴起对季孙感恩戴德；《左传》于晋史尊魏氏，而魏文侯正是重用吴起之人。吴起是大军事家，而《左传》正长于描写战争。吴起为“卫左氏人”，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上》云：“吴起，卫左氏中人也。”韩非子书中还多次谈到“左氏”，说明左氏是卫国有名的都邑，可能《左传》就因编纂者吴起之家乡而得名。所以看起来吴起似为《左传》之作者，但某些预言的应验又是吴起不及看到的。所以某些内容可能为其门人所添加。
还有人认为《左传》是刘歆伪作。此说源自于清代经学家刘逢禄《左氏春秋考证》，而强烈认为此书为伪书的，则是康有为。他在其所著的《新学伪经考·汉书艺文志辨伪》中大张其说，断言《左传》是西汉末年的刘歆的伪作，梁启超总结了康有为的观点：“一、西汉经学，并无所谓古文者，凡古文皆刘歆伪作。二、秦焚书，并未厄及六经，汉十四博士所传，皆孔门足本，并无残缺。三、孔子时所用字，即秦汉间篆书，即以‘文’论，亦绝无今古之目。四、刘歆欲弥逢其作伪之迹，故校中秘书时，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。五、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，因欲佐莽篡汉，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。”崔适也同意这一观点，他在《史记探源》中进一步阐述《左传》是刘歆根据《国语》编造而成的伪书这一主张。他说：“刘歆破散《国语》，并自造诞妄之辞，与释经之语，编入《春秋》逐年之下，托之出自中秘书，命曰《春秋古文》，亦曰《春秋左氏传》。”钱玄同也曾多次著文，力证《左传》是刘歆将原本《国语》一书瓜分为二的。此论一出，引起学术界的激烈争辩。
著名史学家钱穆对此就持有反对观点。他认为：第一，刘歆没有作伪的时间。刘向死于汉成帝绥和元年（公元前8年），刘歆复领校五经在绥和二年（公元前7年），刘向死离刘歆领校五经才几个月，刘歆“何得遍伪群经”？“在数月之间，欲伪撰《左氏传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逸礼》诸经，固为不可能。”第二，从刘歆个人的精力及同时代人的言论上判断，古代的书籍由繁重的竹简制成，以刘歆一人之力难以伪造出群经。如果说是众人所为，那么与刘歆同时代的学者，有的还与刘歆共同参加整理五经的工作，为什么没有一人泄露其秘密说刘歆伪造诸经？第三，刘歆没有必要伪造群经以助莽篡汉。钱穆考证，刘歆为古文诸经争立博士时，王莽刚刚退职，刘歆没有必要为一个失势的外戚大臣造假献媚。当时流行着阴阳五行学说，阴阳轮换、五行转移、汉运将终的观念早已流行于世间，刘歆不可能凭一己之力逆转风气。再者，他也没有必要，也不可能为王莽篡汉制造“符命”。因此，钱穆认为《左传》作为史书，非常可信的，本书一定是春秋之间了解各国史料者所记。刘歆凭一己之力是没有这个能力伪造此书的。
总之，关于《左传》作者的问题，是历史中的一大悬案，辩论的双方各有自己的理由，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。《左传》作者是谁，当然还有其他的观点。然而其他诸说，论据不足，难以信服。如果没有发现新的材料，这个问题恐怕就成为悬案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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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此之外，西汉刘向在《战国策》中说：楚、燕、代等国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，秦王与大臣商议，姚贾自愿出使四国，姚贾的出使瓦解了四国的联合行动，回秦后得到重赏。韩非对此颇为不满，就到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。一开始攻击姚贾用秦国财宝贿赂四国君王，是“以王之权，国之宜，外自交于诸侯”；接着又揭姚贾的老底，说他是“世监门子，梁之大盗，赵之逐臣”，认为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“厉群臣”的。秦王召姚贾质问，姚贾对答如流。说以财宝贿赂四君是为秦的利益考虑，如果是“自交”，他又何必回秦国？对自己的出身他也毫不隐讳，并列举姜太公、管仲、百里奚等名人为例，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“明主”。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，于是秦王以为韩非出于一己之利诋毁姚贾，遂下令诛杀了韩非。按照这种说法，韩非似乎又是咎由自取，因为妒忌别人而最终害了自己。
但也有人指出这一观点的缺陷。第一，《战国策》这部书相当庞杂，虽然经过刘向校录，但是仍然错误百出。而司马迁对于史料的鉴别相当认真和慎重，他在《史记》中采用了《战国策》的材料十几处，但是唯独没用《秦策》“四国合一”的内容，可见这一段的真实性值得怀疑。第二，韩非“为人口吃，不能说道”，在韩国时，他只是“数以书谏韩王”，为何到了秦国后能一反常态，在秦王政面前唇枪舌剑起来？所以这种韩非之死咎由自取的观点不可靠。
《史记》之中，另有几篇，也写到过韩非之死，如《秦始皇本纪》、《六国年表》和《韩世家》，但都是蜻蜓点水，片言只语，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的说法，最多只能说明，韩非的确是死于秦人之手。韩非的死因，因此陷于扑朔迷离之中。究竟是无辜受害？还是咎由自取？抑或，还有别的原因？只能等待进一步的考证了。
史学名著《左传》的作者是谁？
史学名著《左传》的作者是谁？
《左传》全名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或称《左氏春秋》，是我国古代记述春秋时期周王与各诸侯国事迹的编年体史书。全书共有18万余字，始于鲁隐公元年（前722年），迄于鲁悼公四年（前464年），前后长达259年。《左传》不仅记事详备可靠，是研究春秋历史的最重要的典籍；而且文笔精练，描写生动，在文学史上也有极高的价值。然而这样一部史学和文学的名著，它的作者究竟是谁，历来竟聚讼纷纭，莫衷一是。目前主要的说法有三种：
第一种说法是，左丘明所作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中称：“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《史记》（即《春秋》），具论其语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有“《左氏传》三十卷”。班固自注云：“左丘明，鲁太史”。刘歆亦谓：“《春秋左氏》，邱明所修”（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）。而且《左传》称鲁国为“我”，对鲁国国君单称“公”，记述鲁国的事情非常详尽，并且都站在鲁国立场上叙事评论。所以有人认为作者为鲁国人无疑。再观《左传》的行文，其中叙述孔子之言时多称孔子之字“仲尼”，而孔子学生在《论语》中都是尊称其师为“子”，从未称字，所以“仲尼”之称应为孔子的好友对他的称谓。符合这所有条件的就是孔子的好友左丘明。
至于《左传》中某些预言要到战国时才应验，而且又记载了些战国时的历史，这应该是后人增添，全书之绝大部分还是写成于春秋晚期。而孔颖达引前人语曰：“孔子将修春秋，与左丘明乘，如周，观书于周史，归而修春秋之经，丘明为之传，共为表里。”
第二种说法是《左传》为战国时人吴起所作。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：《左传》成书在战国初年，而吴起正当其时；《左传》反映的思想，有儒家，也有法家，而吴起“尝学于曾子”（《史记·吴起列传》），“受业于子夏之论”（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），又实行过变法，正有儒家后学而兼备法家思想的特点；《左传》尊季孙氏，而《韩非子》记载：“季孙新弑君，吴起仕焉。”吴起对季孙感恩戴德；《左传》于晋史尊魏氏，而魏文侯正是重用吴起之人。吴起是大军事家，而《左传》正长于描写战争。吴起为“卫左氏人”，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上》云：“吴起，卫左氏中人也。”韩非子书中还多次谈到“左氏”，说明左氏是卫国有名的都邑，可能《左传》就因编纂者吴起之家乡而得名。所以看起来吴起似为《左传》之作者，但某些预言的应验又是吴起不及看到的。所以某些内容可能为其门人所添加。
还有人认为《左传》是刘歆伪作。此说源自于清代经学家刘逢禄《左氏春秋考证》，而强烈认为此书为伪书的，则是康有为。他在其所著的《新学伪经考·汉书艺文志辨伪》中大张其说，断言《左传》是西汉末年的刘歆的伪作，梁启超总结了康有为的观点：“一、西汉经学，并无所谓古文者，凡古文皆刘歆伪作。二、秦焚书，并未厄及六经，汉十四博士所传，皆孔门足本，并无残缺。三、孔子时所用字，即秦汉间篆书，即以‘文’论，亦绝无今古之目。四、刘歆欲弥逢其作伪之迹，故校中秘书时，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。五、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，因欲佐莽篡汉，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。”崔适也同意这一观点，他在《史记探源》中进一步阐述《左传》是刘歆根据《国语》编造而成的伪书这一主张。他说：“刘歆破散《国语》，并自造诞妄之辞，与释经之语，编入《春秋》逐年之下，托之出自中秘书，命曰《春秋古文》，亦曰《春秋左氏传》。”钱玄同也曾多次著文，力证《左传》是刘歆将原本《国语》一书瓜分为二的。此论一出，引起学术界的激烈争辩。
著名史学家钱穆对此就持有反对观点。他认为：第一，刘歆没有作伪的时间。刘向死于汉成帝绥和元年（公元前8年），刘歆复领校五经在绥和二年（公元前7年），刘向死离刘歆领校五经才几个月，刘歆“何得遍伪群经”？“在数月之间，欲伪撰《左氏传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逸礼》诸经，固为不可能。”第二，从刘歆个人的精力及同时代人的言论上判断，古代的书籍由繁重的竹简制成，以刘歆一人之力难以伪造出群经。如果说是众人所为，那么与刘歆同时代的学者，有的还与刘歆共同参加整理五经的工作，为什么没有一人泄露其秘密说刘歆伪造诸经？第三，刘歆没有必要伪造群经以助莽篡汉。钱穆考证，刘歆为古文诸经争立博士时，王莽刚刚退职，刘歆没有必要为一个失势的外戚大臣造假献媚。当时流行着阴阳五行学说，阴阳轮换、五行转移、汉运将终的观念早已流行于世间，刘歆不可能凭一己之力逆转风气。再者，他也没有必要，也不可能为王莽篡汉制造“符命”。因此，钱穆认为《左传》作为史书，非常可信的，本书一定是春秋之间了解各国史料者所记。刘歆凭一己之力是没有这个能力伪造此书的。
总之，关于《左传》作者的问题，是历史中的一大悬案，辩论的双方各有自己的理由，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。《左传》作者是谁，当然还有其他的观点。然而其他诸说，论据不足，难以信服。如果没有发现新的材料，这个问题恐怕就成为悬案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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