征途实录：启航1926 第275节（2 / 4）
当然，之所以要至少推迟10年执行，主要是避开可能的失业最高峰，否则人为减少了可就业的数量，当然是不合适的。再好的政策，也要考虑合适的推出时机。
教育部长林铁生的汇报，冲击力非常强，台下反对者并不少。很多人还是担心教育的质量会因此而下降，他们认为不是每个学生都愿意学习的，总有一些孩子，无论你如何去改善他基础的条件，他们也不愿意读书，但是让他们去学一门有兴趣的手艺，他们倒还是能学进去、能学好。这是原来早早就分流的原因之一。
但如果按照林铁生的方案，实际上所有的教育，都需要一个前提——能够读书，至少要达到上大学的普通质量吧？但恐怕有一些学生，即使有了脑波模拟器的帮助，仍然是学不进去、学不好的，最终还是要浪费两年高中时间，只能去读初级职业技术学校。
中央教育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唐东挺暗暗点头，这也是他担心的地方，他早已深度研究过教育部的方案。他自己的主张是，原来初中为基础的分流体系确实已经过时了，初中的教育水平太低。现在可以实施二次分流，在高中要先分流一次，到大学三年级再分流一次。所以初级职业教育体系，不能够缩减到教育部主张的那个程度，也许需要保留至少1/3的体系。教育部的方案，太激进了，需要调整为渐进改革。
这件事，不仅仅是对林铁生和教育部党组的巨大考验，对唐东挺来说，压力也是非常巨大，本身教育改革，就是中国“文明升维”大计划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，升维的文明，自然需要新一代更高知识和智力水平的劳动者，来发展和维护。所以其战略意义和必要性，自然毋庸讳言。
当然，教育部的方案还需要反复讨论，唐东挺决定要坚持自己的想法。
在教育部之后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柳安忆部长也做了汇报，教育不是单独的事情，还需要很多的配套才能更有效。
柳安忆主要强调了两点，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角度：
一是物价部门与人力部相配合，实施产品限价与薪酬水平相配合的体制，这项工作几十年前就已经进行，还是在领袖李思华的提示下进行的，只不过近年来，其重要性更加凸显了。
这是一项非常微妙，尺度要非常精准的工作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，中国非常强调8小时工作制，对于加班是严格限制的，而随着国家的发展，劳动者的薪酬越来越高，这就对企业的盈利有着相当的压力。一方面，企业需要尽量利用好员工8小时之内的工作时间，以高效率克服高成本的弊端。另一方面，企业产品也需要合理的售价，来保证合理的利润，企业没有利润，不但不能发展，还只能倒闭，高薪酬自然也就变成幻梦。
作为社会主义国家，显然不能去搞西方国家那种“996是福报”，依靠加班或其它压榨员工劳动力的方法，来降低企业成本，那是完全的邪道，是赤裸裸的剥削。因此除了企业内部挖潜增加效率的“内部挖潜”以外，还需要物价部分，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测算，允许企业产品，阶段性适当地提价，符合薪酬增长的要求。物价部门的管制，有上限有下限，其中的下限，就是保证企业产品的利润空间，避免市场上大家杀价的“多败俱伤”。
这显然是需要非常精准的工作，因为物价提升过快，可能导致通货膨胀，所以要非常小心，如果搞成西方经济危机那种“工资-物价交替上升螺旋”，那真的就是大笑话了。
本质上，这是对剩余价值分配的不断精细调整，企业拿到多少，员工拿到多少，国家和社会对企业劳动的估值是多少，都需要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。
第二个，就是如何在大学因为职业教育提升而不断扩招的前提下，规避“结构性失业”，这就与上述的“物价-薪资精确调整体系”密切相关。
人类有好逸恶劳的天性，喜欢办公室白领胜过外勤蓝领的选择，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中国古代“好男不当兵”这样的思想，除了皇绅军队对军人的蔑视以外，也是因为军人太辛苦。所以现在大量青年，都上了大学，虽然多数人学的，仍然是职业技术，但心态可能就拔高了，对于现实可以提供的工作，可能不会满意。
国家不可能做到让每一个人满意，但国家应该提供一个合理的体系。例如，越辛苦的工作，报酬应该越高，其它的福利，也应该相应更高。这就需要人力部门的“物价-薪资体系”，能够根据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体系的变化，不断提供变化的薪资和对应产品的物价调整。
只有做到这样，再加上舆论引导，才能避免社会形成对各种不同职业的“鄙视链”，让人民得到正确的认知——高薪酬就需要用更多的辛苦和劳动去换取，想轻松就不要指望高薪酬，让“干得好不如选择得好”这样的逻辑见鬼去，绝不能有不创造价值，结果收入却更高的现象。
说得不客气点，连公务员都必须在退休前在全国不停地流动，哪里能有什么职业，能够“钱多、事少、离家近”？人保部要做的，其实就是熨平全国各种职业之间的“性价比”，使之基本保持一致，这是社会主义体制下需要的“主动调节”，不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，执行所谓的完全的“市场调节”。而且市场调节有个毛用？能阻止美国人都不去做制造业吗？
例如想让青年选择一些艰苦的制造业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劳动投入的性价比高，让青年认知在这样的行业，收入远高过其它工作轻松的行业。对应的，就需要提升这些艰苦劳动制造业的产品价格，使得支付高薪酬的企业，仍然能够很好地生存和发展，这是相辅相成的。
需要认知清楚的是，这是与现在新中国已经达成了相对比较高端的产业体系有关，如果是早期六七十年代的产业结构，这是根本做不到的，因为大量的低端产业，如果对艰苦的劳动，支付高薪酬，那么产品的价格将极为昂贵，远远超出了按照这种模式，可以调节的幅度，例如当时的一个制鞋厂，可能有个七八万的工人，对于平均薪酬这个成本，是非常敏感的，工资翻一倍的话，鞋价可能也要翻一倍，由于低端市场全球竞争激烈，翻了一倍，价格可能就没有市场竞争力。而现在这个制鞋厂，可能就只有两三千工人，人少了二三十倍，薪资的“敏感度”，自然就大幅下降，可调整的幅度要高很多。
基本上教育部和人保部，都还是遵循了李思华时代确立的原则——平等、折腾和公平。
所谓的平等，就是大家遵守共同的规矩，以及个人付出的劳动强度和辛苦程度，对应社会总剩余价值的合理比例。注意这里并不是单个企业或单位的剩余价值，而是要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设定。有些单位对社会有意义，但根本不创造剩余价值；有些企业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很少，但社会不可或缺。所以那种西方式的只在企业内部分配剩余价值，仍然是不合理的，要进行全社会的“熨平”。
所谓的折腾，是针对“好逸恶劳”这种人类天性的，既然报酬来自于人们讨厌的“劳”，那就最好让人们少一点“逸”的妄想。这就需要折腾，不管是流动、调整薪酬性价比，都是往这个方向的调整，让人民发现每个职业，都有其明显的“缺陷”，那挑剔也自然减少。
所谓的公平，更是社会主义的特点，也就是通过连续的精准调节，让人民认知，不会有什么工作又轻松收入又高，大部分的工作，因为都是用的普通人，所以报酬高低，无非就是辛苦程度的差别，根本没有什么鄙视链，有着现实的依据，如果有，就把它调整过来，调整到相反的方向。
这一次的会议，最终导致了以教育改革为基础的“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工程体系”的出台，这基本上，是一个把教育、教育实践、就业、薪酬、物价4个大的方面综合起来，进行合理化地实现“平等、折腾、公平”三原则的大体系。这个体系，大概是中国数据处理量最为庞大的体系，单单是使用的超级电脑，就使用了上百台“千亿亿”级别的超级电脑计算系统，这算是最顶级的“顶层计划经济管理系统”。
第447章 初步建成的初级数字化社会
回到家门，杨阳说了一句：“小开，打开房门。”房门打开后，屋内的灯光自动响起，预设的轻音乐低低地响起，他走进屋内，换好拖鞋，瘫坐在沙发上，一天的工作还是挺累的，他一下子根本不想动。又喊了一声：“小开，拿一罐凉茶给我。”不到1分钟，一个方方的机器人，托着一罐凉茶，运动到他的面前——机器人可以自动地打开冰箱，根据初级人工智能“小开”的指示，搜寻目标食品，然后操作递送给主人。接下来，他又让“小开”为他订购了外卖晚餐。
杨阳正在享受的，就是新时空中国的第一代数字家庭体系。
与一般人想象完全不同的是，实现数字家庭这样的体系化，并不是某个企业可以达成的，因为企业能做到的，基本上只能在家庭的“室内”，要实现社会数字化服务，没有一个全国性的低成本体系，是根本做不到的。
杨阳现在享受的数字化生活，首先是要实现数字身份，数字身份并不仅仅是普通人直觉的身份证数字化，而是一个个人的数据库，初级人工智能“小开”的存在，就是基于这个数据库。在这个数据库中，集成了主人的身份、履历资料、各种权证、资产财务、社会关系等数据，并由人工智能“小开”不断添加资料。人工智能ai，同时又是这个数据库的“守门员”，按照算法的约定，把控个人数据的安全性。 ↑返回顶部↑
教育部长林铁生的汇报，冲击力非常强，台下反对者并不少。很多人还是担心教育的质量会因此而下降，他们认为不是每个学生都愿意学习的，总有一些孩子，无论你如何去改善他基础的条件，他们也不愿意读书，但是让他们去学一门有兴趣的手艺，他们倒还是能学进去、能学好。这是原来早早就分流的原因之一。
但如果按照林铁生的方案，实际上所有的教育，都需要一个前提——能够读书，至少要达到上大学的普通质量吧？但恐怕有一些学生，即使有了脑波模拟器的帮助，仍然是学不进去、学不好的，最终还是要浪费两年高中时间，只能去读初级职业技术学校。
中央教育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唐东挺暗暗点头，这也是他担心的地方，他早已深度研究过教育部的方案。他自己的主张是，原来初中为基础的分流体系确实已经过时了，初中的教育水平太低。现在可以实施二次分流，在高中要先分流一次，到大学三年级再分流一次。所以初级职业教育体系，不能够缩减到教育部主张的那个程度，也许需要保留至少1/3的体系。教育部的方案，太激进了，需要调整为渐进改革。
这件事，不仅仅是对林铁生和教育部党组的巨大考验，对唐东挺来说，压力也是非常巨大，本身教育改革，就是中国“文明升维”大计划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，升维的文明，自然需要新一代更高知识和智力水平的劳动者，来发展和维护。所以其战略意义和必要性，自然毋庸讳言。
当然，教育部的方案还需要反复讨论，唐东挺决定要坚持自己的想法。
在教育部之后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柳安忆部长也做了汇报，教育不是单独的事情，还需要很多的配套才能更有效。
柳安忆主要强调了两点，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角度：
一是物价部门与人力部相配合，实施产品限价与薪酬水平相配合的体制，这项工作几十年前就已经进行，还是在领袖李思华的提示下进行的，只不过近年来，其重要性更加凸显了。
这是一项非常微妙，尺度要非常精准的工作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，中国非常强调8小时工作制，对于加班是严格限制的，而随着国家的发展，劳动者的薪酬越来越高，这就对企业的盈利有着相当的压力。一方面，企业需要尽量利用好员工8小时之内的工作时间，以高效率克服高成本的弊端。另一方面，企业产品也需要合理的售价，来保证合理的利润，企业没有利润，不但不能发展，还只能倒闭，高薪酬自然也就变成幻梦。
作为社会主义国家，显然不能去搞西方国家那种“996是福报”，依靠加班或其它压榨员工劳动力的方法，来降低企业成本，那是完全的邪道，是赤裸裸的剥削。因此除了企业内部挖潜增加效率的“内部挖潜”以外，还需要物价部分，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测算，允许企业产品，阶段性适当地提价，符合薪酬增长的要求。物价部门的管制，有上限有下限，其中的下限，就是保证企业产品的利润空间，避免市场上大家杀价的“多败俱伤”。
这显然是需要非常精准的工作，因为物价提升过快，可能导致通货膨胀，所以要非常小心，如果搞成西方经济危机那种“工资-物价交替上升螺旋”，那真的就是大笑话了。
本质上，这是对剩余价值分配的不断精细调整，企业拿到多少，员工拿到多少，国家和社会对企业劳动的估值是多少，都需要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。
第二个，就是如何在大学因为职业教育提升而不断扩招的前提下，规避“结构性失业”，这就与上述的“物价-薪资精确调整体系”密切相关。
人类有好逸恶劳的天性，喜欢办公室白领胜过外勤蓝领的选择，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中国古代“好男不当兵”这样的思想，除了皇绅军队对军人的蔑视以外，也是因为军人太辛苦。所以现在大量青年，都上了大学，虽然多数人学的，仍然是职业技术，但心态可能就拔高了，对于现实可以提供的工作，可能不会满意。
国家不可能做到让每一个人满意，但国家应该提供一个合理的体系。例如，越辛苦的工作，报酬应该越高，其它的福利，也应该相应更高。这就需要人力部门的“物价-薪资体系”，能够根据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体系的变化，不断提供变化的薪资和对应产品的物价调整。
只有做到这样，再加上舆论引导，才能避免社会形成对各种不同职业的“鄙视链”，让人民得到正确的认知——高薪酬就需要用更多的辛苦和劳动去换取，想轻松就不要指望高薪酬，让“干得好不如选择得好”这样的逻辑见鬼去，绝不能有不创造价值，结果收入却更高的现象。
说得不客气点，连公务员都必须在退休前在全国不停地流动，哪里能有什么职业，能够“钱多、事少、离家近”？人保部要做的，其实就是熨平全国各种职业之间的“性价比”，使之基本保持一致，这是社会主义体制下需要的“主动调节”，不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，执行所谓的完全的“市场调节”。而且市场调节有个毛用？能阻止美国人都不去做制造业吗？
例如想让青年选择一些艰苦的制造业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劳动投入的性价比高，让青年认知在这样的行业，收入远高过其它工作轻松的行业。对应的，就需要提升这些艰苦劳动制造业的产品价格，使得支付高薪酬的企业，仍然能够很好地生存和发展，这是相辅相成的。
需要认知清楚的是，这是与现在新中国已经达成了相对比较高端的产业体系有关，如果是早期六七十年代的产业结构，这是根本做不到的，因为大量的低端产业，如果对艰苦的劳动，支付高薪酬，那么产品的价格将极为昂贵，远远超出了按照这种模式，可以调节的幅度，例如当时的一个制鞋厂，可能有个七八万的工人，对于平均薪酬这个成本，是非常敏感的，工资翻一倍的话，鞋价可能也要翻一倍，由于低端市场全球竞争激烈，翻了一倍，价格可能就没有市场竞争力。而现在这个制鞋厂，可能就只有两三千工人，人少了二三十倍，薪资的“敏感度”，自然就大幅下降，可调整的幅度要高很多。
基本上教育部和人保部，都还是遵循了李思华时代确立的原则——平等、折腾和公平。
所谓的平等，就是大家遵守共同的规矩，以及个人付出的劳动强度和辛苦程度，对应社会总剩余价值的合理比例。注意这里并不是单个企业或单位的剩余价值，而是要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设定。有些单位对社会有意义，但根本不创造剩余价值；有些企业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很少，但社会不可或缺。所以那种西方式的只在企业内部分配剩余价值，仍然是不合理的，要进行全社会的“熨平”。
所谓的折腾，是针对“好逸恶劳”这种人类天性的，既然报酬来自于人们讨厌的“劳”，那就最好让人们少一点“逸”的妄想。这就需要折腾，不管是流动、调整薪酬性价比，都是往这个方向的调整，让人民发现每个职业，都有其明显的“缺陷”，那挑剔也自然减少。
所谓的公平，更是社会主义的特点，也就是通过连续的精准调节，让人民认知，不会有什么工作又轻松收入又高，大部分的工作，因为都是用的普通人，所以报酬高低，无非就是辛苦程度的差别，根本没有什么鄙视链，有着现实的依据，如果有，就把它调整过来，调整到相反的方向。
这一次的会议，最终导致了以教育改革为基础的“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工程体系”的出台，这基本上，是一个把教育、教育实践、就业、薪酬、物价4个大的方面综合起来，进行合理化地实现“平等、折腾、公平”三原则的大体系。这个体系，大概是中国数据处理量最为庞大的体系，单单是使用的超级电脑，就使用了上百台“千亿亿”级别的超级电脑计算系统，这算是最顶级的“顶层计划经济管理系统”。
第447章 初步建成的初级数字化社会
回到家门，杨阳说了一句：“小开，打开房门。”房门打开后，屋内的灯光自动响起，预设的轻音乐低低地响起，他走进屋内，换好拖鞋，瘫坐在沙发上，一天的工作还是挺累的，他一下子根本不想动。又喊了一声：“小开，拿一罐凉茶给我。”不到1分钟，一个方方的机器人，托着一罐凉茶，运动到他的面前——机器人可以自动地打开冰箱，根据初级人工智能“小开”的指示，搜寻目标食品，然后操作递送给主人。接下来，他又让“小开”为他订购了外卖晚餐。
杨阳正在享受的，就是新时空中国的第一代数字家庭体系。
与一般人想象完全不同的是，实现数字家庭这样的体系化，并不是某个企业可以达成的，因为企业能做到的，基本上只能在家庭的“室内”，要实现社会数字化服务，没有一个全国性的低成本体系，是根本做不到的。
杨阳现在享受的数字化生活，首先是要实现数字身份，数字身份并不仅仅是普通人直觉的身份证数字化，而是一个个人的数据库，初级人工智能“小开”的存在，就是基于这个数据库。在这个数据库中，集成了主人的身份、履历资料、各种权证、资产财务、社会关系等数据，并由人工智能“小开”不断添加资料。人工智能ai，同时又是这个数据库的“守门员”，按照算法的约定，把控个人数据的安全性。 ↑返回顶部↑